习近平政治的唯一且最终目标，是共产党统治的永续化和绝对化，是确保实现该目标的（习认为）社会稳定。强调党的绝对领导也好，将权力集于其一身也好，归根结底都在于此。这是笔者对习近平政治的基本认识。
不过，也可能因为是存在必要性屡遭质疑的政治协商（下文称“政协”）制度的指导理念，研究人员对于统一战线，或统一战线工作（下文称“统战工作”）的关切度并不高。但是，随着职业及价值观的多样化、国际交流及人员交往的日益活跃，统战工作面临的状况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笔者以习近平执政下所见统战工作的变化和特征为主题，进行以下初步性考察。
1.何为统战工作
根据2020年12月21日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统战工作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第2条第1款），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同上第2款）[i]。
对这个模糊不清的总论式定义，领导人习近平在2015年5月18日，引用1940年代毛泽东的发言，进行了如下详细阐述。第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以及党的建设。凭借这三个法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了敌人。”第二，“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第三，“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ii]。可想而知，对习而言统战工作有多么重要。
从这种统战工作的观点回顾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下文也称“党”）的政治，可以说，所谓统战工作，是为“加强党的统治，实现社会安定”而“团结和排除党外势力”的工作。
笔者认为，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及其演变，首先必须把握以下三点。
第一，对于“可以团结、必须团结者”（下文也称为工作对象），采取“管理渗透”与“不同意见的收集与反馈”这种双向政治操作。也就是说，首先，是灌输传扬党的政策和价值观。这常常是单方面的，强制性的。与此相比，不同意见的收集和反馈，则是收集工作对象和集体中发现的与党不同的见解（不同意见），并对讨论结果进行一定的反馈。通过这种双向工作，扩展自己的影响范围，共产党统治的“坚韧性”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高。这里有统战工作的真正价值和存在意义。
第二，部分“不能团结、不必团结者”—这些人常常被当作敌对势力对待—对于这些对象，党行使单方面强制权力进行斗争、排除、消灭。将这些对象从物理上、精神上予以消灭，一般而言，对党和国家的稳定应该起到了很大作用。不过，统战工作部门无法单独完成这些要求，因此党的政法部门和政府情报部门的合作与配合非常重要。
第三，统战工作并不局限于国内。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相当于毛泽东时代强调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同时，从战术层面来看，正如上次的报告（《统一战线工作与华侨》）所谈到的，在外华侨是统战工作重要的客体。
2.目前的统战工作
只要统战工作被视作有效，其存在基础必然以当前仍“有敌人存在”为前提。正因为习近平政府把“强大”作为绝对价值，不管对居住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异端，自然都怀有强烈的敌意。历代政府均谨慎对待的少数民族问题和香港、台湾问题等事关“国家统一”的领域——对习近平而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可能是统战工作最为重要且敏感的工作对象。因少数民族问题处置不当遭到海外批判时，以“干涉内政”之名予以强烈谴责，理由就在这里。
除上述几点外，笔者认为习近平执政下的统战工作还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工作对象的扩大。目前的统战工作对象为“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等12类“党外人士中的代表人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4条、前述条例第5条）[iii]。
目前的12个大类，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和领导部门的认识，名称和数量有变化，但总体趋势在增加。而且，增加的类别是当时最热门的统战工作对象。具体来看，江泽民时代于2000年12月增加了“（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出国及归国留学生”，胡锦涛时代2006年7月增加了“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而进入习近平时代后，2015年5月增加了“新兴媒体从业人员”，此外，将“中介组织从业人员”扩大为“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并将2006年增加的所有类别整合成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iv]。
也就是说，习近平政府从实现社会稳定这一点出发，将“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及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新兴媒体从业人员”组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视作最重要的可以团结、必须团结人士。
第二个特点是，习近平政治的最高课题，即加强共产党的领导。
首先，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层面统战工作会议的名称，从上次（2006年7月）召开时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统战工作会议[v]。两次会议，都是由全国政协主席主持会议，总书记发言，因此实质上有何变化难以断定。但是，“中央”一般来讲意味着党中央，因此，名称的改变，可以认为表示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年7月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vi]，全国政协主席、党内排序第4位的汪洋担任组长[vii]，从中也能发现相同的脉络。
此外，2018年3月，针对党和国家机构（政府、人代、政协），以及主要社会团体在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此次机构改革旨在转移国务院权限，加强党的领导，由中央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并将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侨务办公室并入中央统战部[viii]。
3.统战工作与“共同富裕”
自从今年（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性[ix]以来，全社会的目光都聚焦于“共同富裕”。2017年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x]，正式宣告习近平时代的到来，真正开始建设他亲自宣布的“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虽然农村地区已经消除贫困的消息喧嚣未尽，但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受控制，弱势群体的固定化问题很棘手。从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领导班子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值得高度评价的。另外，鉴于邓小平虽然提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目标[xi]，但最终未能全部实现，对习近平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无疑意味着“超越邓小平”的伟大事业。
但是，为实现该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即确保统战工作的一贯性，期望以此实现社会稳定，这一观点笔者难以首肯。究其原因，是因为党突然而大力地——“突然”、“大力”都是权威主义体制的显著特征——进行监管的对象，正是近年统战工作重要的团结对象“有钱人”，也就是，新社会阶层人士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目前被加以各种管控的阿里巴巴、腾讯、滴滴等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领头羊，而演艺圈及培训机构相关人员则是“新社会阶层”领域的代表。可以说，他们正是在党的政策和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对确保党统治正当性非常重要的统战工作对象。然而，IT企业巨头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被课以巨额罚款，或半强制性索要捐款。人气女星被告偷税漏税，过去曾参拜靖国神社的男演员，其参演作品从网络上被删除。另外，对业界提出“旗帜鲜明树立爱党爱国、崇德尚艺的行业风气”[xii]。以减轻过重的升学竞争负担为名，宣布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并将现有的校外培训机构登记为非盈利组织[xiii]。据笔者居住在中国国内、关系密切的朋友说，已经有不少人因此失业。笔者认为，这样的“举动”，对习近平所追求的共产党统治的永续化和社会的稳定化终究不会有什么帮助。这是不是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反右派斗争[xiv]呢？
中国全民富裕的实现和国际社会中国家地位的提升，无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者）及新社会阶层人士起到的作用不应否定。这些成绩，是习近平在统战工作这一个法宝中所显露的灵活性和狡黠老辣所带来的。而现在，习近平难道要把体现统战工作真正价值的“艺术性”抛在一边，在加强管理这一条道上狂飙突进了吗？要使用绝对权力打压曾经与党同心协力表演二人三足的那些人了吗？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和后续走向，从统战工作的观点出发也值得长期关注[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