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2021年11月，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即所谓《第三个历史决议》[i]。本文就（1）文化大革命（1966-76年）和天安门事件（1989年）等负面历史、（2）“权力集中”“个人崇拜”的政治姿态、（3）以领土主权为中心的对外方针等方面，分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政府如何改变了历届政府的历史认识，以期探讨习近平的目标方向性。

◇提及习近平次数超过毛泽东

本文作为参考资料使用的有：上届胡锦涛政府2011年7月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下文称《九十年大事记》）[ii]，以及本届习近平政府2021年6月建党100周年之际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下文称《一百年大事记》）[iii]。《第三个历史决议》毫无疑问与后者关系密切，而笔者假设，习近平正试图通过共产党长达百年历史的解释，宣扬自己推行政策的正当性，并确定未来的方向。

《九十年大事记》和《一百年大事记》均以编年体形式记录了党内外的重大事件，前者字数约7万9000字，后者约9万7000字。另外《第三个历史决议》约3万6000字。

《九十年大事记》和《一百年大事记》分别提到毛泽东150次、138次，提到邓小平的次数分别是83次和75次。间隔10年，两位领导人被提到的次数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九十年大事记》中提到60次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一百年大事记》中只有32次，少了将近一半。《一百年大事记》提到习近平共184次，超过毛泽东。

另一方面，《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提到毛泽东18次，邓小平6次，相比之下，22次提到习近平。执政不过9年的习近平，其功绩得到历史性的强调，是《一百年大事记》和《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共同点。

◇“文革”“天安门事件”评价的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作为“负面遗产”，可以例举1957-58年的“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等。

关于大量镇压了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九十年大事记》给出了否定的评价：“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是在《一百年大事记》中“把一批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这一否定部分被删除，《第三个历史决议》同样如此。

关于文革，《九十年大事记》中“‘文化大革命’历经10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一表述，在《一百年大事记》中被删除。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捕，在邓小平领导下改革开放政策开始走上正轨的1981年6月，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历史决议》），而在《九十年大事记》关于该决议的记述中，明确表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百年大事记》中该部分内容也被删除。

同时，《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文革是这样评价的。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

而且，该决议还明确记载了在确定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

也就是说，《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文革的评价，不仅和《一百年大事记》相左，甚至比《九十年大事记》更为否定。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就任总书记伊始，曾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iv]，看起来对包括文革等毛泽东时期负面事件在内的历史秉持一种肯定态度的历史观。但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文革的评价，很可能暗示本届领导班子内部对于“淡化”（弱化）文革历史这一做法存在阻力。

关于人民解放军武装镇压民主化运动的天安门事件，《九十年大事记》《一百年大事记》都采用了下述相同表述。

“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

而且，《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表述为：“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措辞略有变化。这个解释强调了民主化运动的背后存在“海外敌对势力”。

另一方面，习近平在审议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的2021年11月11日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演讲中，谈到天安门事件，称“打赢了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并顶住了西方国家所谓‘制裁’的压力。”[v]他在演讲中提到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各国的对华制裁，与“海外敌对势力”的存在一样，都作出了将西方民主主义阵营放在对立面的评价。

◇权力集中与个人崇拜的方向性

《一百年大事记》新增了邓小平1989年6月16日与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话[vi]时的内容。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习近平在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的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六中全会）上，确立了作为“核心”的党内特殊地位。随着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日渐增强，可以看到，《一百年大事记》作出了一些修改，以符合习近平所期望的政治体制。

另一方面，根据《九十年大事记》记载，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题，提出“必须对现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各种弊端进行改革”。此举虽然被解读为旨在削弱身兼党主席、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党政军要权的对手华国锋的权力，但明确否定了毛泽东时期的个人崇拜和权力集中。

在《一百年大事记》中，删除了“权力过分集中”及“终身制”等“弊端”表述，代之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和纪律”。

这一“修改”被认为是刻意为之。习近平在2018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取消了邓小平时期的国家主席两届10年的任期限制，寻求三届连任。因此，对“权力集中”和“终身制”不做否定性解释，共产党内部就此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大。

邓小平时期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明确指出“树立集体领导（体制）”和“禁止个人崇拜”，强调应该改变因文革造成国内极大混乱的毛泽东政治。虽然《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邓小平时期的历史决议“依然有效”，并未予以否定，但“树立集体领导（体制）”“禁止个人崇拜”等措辞却消失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笔者分析认为，对于习近平期望实现的权力集中及个人崇拜等政治姿态，不仅《历史决议》，从《大事记》来看也是相同的趋势，即试图通过文饰邓小平时期的历史决议，对其解释作出新的定义。我认为，这是通过此举将习近平本人目前推动的方向性正当化的一种手段。

◇对领土主权、国家安全的执着

《九十年大事记》也好《一百年大事记》也好，都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一“屈辱的历史”写起，但《一百年大事记》在开头增加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的口号被首次写入历史。《九十年大事记》中仅出现两次的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百年大事记》中也增加到了20次。

而《第三个历史决议》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出现多达28次，并明确写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时期的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关于对外方针，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后的1989年9月4日，针对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提出隐藏积蓄自身力量的“韬光养晦”，并由江泽民政府付诸实践。《九十年大事记》中出现的“韬光养晦”在《一百年大事记》中被删除。

与此“改变”相呼应的是，习近平执政后，力主领土主权问题不能退让的原则作为“核心利益”，推行遭受外国批评就厉声反击的“战狼外交”，采取报复措施，好战的应对风格显而易见。

《一百年大事记》中新增了《九十年大事记》没有记述的与“核心利益”相关的历史。例如以下这些事件：

▽1974年1月19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南越军队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西沙群岛领土”

▽1988年3月14日“人民解放军进行南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

▽1992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领海法（明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为中国领土）”

▽1996年3月8日至25日“向东海、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军联合演习”

而且，《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展现了在国家安全上绝不让步，斗争到底的方针。

本文假设，习近平政府的特点在于，推动不同于往届政府的新政策之际，重新解释历史事实，将自身方针正当化，以此确立未来方向性。通过观察《一百年大事记》和《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往届政府进行比较，可以说，习本人渴望长期执政，坚持权力集中和个人崇拜，对领土主权表现出极强的执着性，这些都暗示了今后的方向性。（完）